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天天嘲笑人家印度，看看人家拍的什么电影，我们拍的什么电影，可笑可悲
小人物，大历史。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做出的一点点努力都应该被记录下来。
不输辩护人的佳作，各方面都很纯熟的片子，人物脸谱地恰到好处，煽情与爽也毫不过火，节奏紧凑转折适时，加上现实主义与人文关怀，达成了票房大卖口碑丰收的所有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本片最后的落点还是从上而下的改良，基层人员背锅，这也是现实主义题材最稳妥的着陆方式了
由真实案件改编，有智慧的律师和有骨气的妻子，还有千万劳苦百姓。
起初对非黑即白脸谱化的人物刻画感到惊讶，过于黑白分明就不可能有人物的弧光了。后来觉得理由无非两个：一个是电影工业不发达，从主创到观众都是心思单纯；另一个理由就是社会真的确凿就是如此，贱民毫无人格，阶级分野层层分明，社会的阶层就是黑白分明。
好片，不得不说印度还是敢拍的，种姓制度拖累了他们。
观影过程中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美国大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当苹果的、facebook、谷歌的ceo吗，我的结论是到顶尖人才这个层面拼的就不是赚钱的能力，而是内心的修为和信仰，将连数字都不识的村民和莽荒时代的警察们，那么落后的印度拍出来的，却是的印度精英的电影人。
优缺点都非常明显吧，对于中国主流观众来说，我们终于能了解阿米尔汗的高种姓电影之外，更加真实的印度底层世界，部落矛盾等历史问题的刻画当然是蜻蜓点水，但至少给了大家一个了解的切入点；法庭戏的部分也非常扎实，庭审思路、案例引用、拖时间等桥段俱佳。问题主要是前半段的叙事效率特别低，主角团两条线拆开来拍本就让前半部分的时间过长，还有很多民族特色的歌舞打乱叙事节奏，律师刚开始的罢工戏拍的也比较粗糙。总的来说，情绪的真挚程度远胜于故事本身，特别像《辩护人》那个时期的韩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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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聋发聩的真实事件改编，当执法者变成犯罪者，这起印度的“秋菊打官司”的绝望在仿佛完全不现实但却确确实实发生了的理想主义微光中获得了公正。不要因为它是印度电影就小看它，用眼睛去确认吧。
列宁铜像桌上摆，马克思画像墙上挂，社会主义心中留，共产斗士救贱民！！！！
片子还行，主要是题材优势，这种肯为底层人民发声的律师都很值得敬佩
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也必须在有“强权”帮助的情况下，才能强强对抗，不过自身的坚定也是影响结局的关键，片中女性几次的决绝让人热血沸腾，不畏强权，只要真相。律师竟是历史真人，伟大！你这么做是为了达成什么成就吗？不是，只是为了心中的正义。年末2021片子里，类型，时代，地区，完全不同，我却看到了同样的东西，果真心有如来。
拍摄手法一般，甚至很老套，难得的是这样的题材，而且还是在印度，再过10年中国也未必拍得出这种题材的电影。
#心电影2021_143#
血淋淋地展示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没有土地，住不起砖房，拿着微薄的收入小心翼翼地生活，却仍然不知道何时天降横祸，随时会被警察污蔑犯罪。警察明知犯罪者是谁，可在受贿后闭口不言，随便抓人顶罪，不分青红皂白妄图屈打成招。昏迷过去直接向眼睛撒辣椒粉，为了撤销指控数次威胁家属，大街上把孩子抢走。甚至把人打死后还要污蔑他逃狱，暗地里却把尸体扔在荒野外。触目惊心的画面竟然是根据真实改编，让人窒息。而好的是这不是近年来的案件，并且还能被改编成电影上映，敢于承认且揭露真相，是伟大的举动。
但更应该当作印度社会矛盾的缩影来看，印度城乡之间的割裂更加显著，城市里西装革履的律师可以引用判例法作为突破口，法官们也乐于倾听和秉持公正，司法的光辉却从来没有照耀过乡村。
第3338-会让人想到印度电影《第15条》和韩国的《辩护人》，也让我想到大学回老家碰见jc局的领导和地痞一起在歌厅唱歌。
本该扫除罪恶的人却制造罪恶，是罪恶中之最。
“我相信事实。” The 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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