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如果不是这个结尾就好了 为什么要写死呢 哎 我恨这个编剧 墙裂推荐！！！近期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
“谁不喜欢和平？但我们这一代只能做出牺牲，我们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医生，为国家去除生病的毒瘤.......”“为邻居铲除屎，他们还不乐意吗？”围绕最终解决方案讨论的主要是运输和“处理”的经济性，国民会不会反抗，对国内工业技术人才流失是否有影响，混血犹太人如何处理等等来展开。觥筹交错之间，决定了几百万人的生死。
最后炸弹终于被引爆，还是一个深水炸弹，一声闷响，扎心程度堪比《幸福的拉扎罗》。
4/5 | 对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平庸之恶的出现当然百害而无一利。但对归附于不道德体制的个体而言，ta总能凭借体制赋予自身的他者化冷漠，形成某种程度的自圆其说，而解除个人在道德层面的反思。万湖会议某种意义上就是平庸之恶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战前的柏林，一切都在逐渐崩溃，“体面、人道和正常的人”不再可以被向往。法比安没学会游泳，因此他不懂如何在时代中逃生。他自身难保，奈何却背着沉重的正直之天赋。也许，无论是像挚友那样自杀，还是像他那样悲剧英雄主义色彩的溺水身亡，突如其来的死亡，生命于青年时期戛然而止，对理想主义者来说都是善终。看到法比安的笔记被烧毁，感觉非常悲伤，随后是更多的笔记和书被销毁。青年法比安们，他们的爱、友情、理想、迷惘、痛苦，都被历史的洪流吞没，成为无人知晓的存在。
湖底沉静着无数颗曾经想要掀起滔天巨浪的小石子。
观感极好。另一视角下的《柏林与亚历山大广场》。
一个符合二战后流行文化规训的纳粹想象，但深入纳粹风暴的核心来解读最终解决方案的诞生、实施人类灭绝的屠刀落下，似乎有更好的视角和路径。这部只做到了忠实、准确和严谨的会议纪要。
法比安溺水身亡。水面飘荡着蚂蚁和烟头。旁边有人在拍婚纱照。这be美学！
“活着只是侥幸，死亡才是必然！”悲剧的时代，任何欢愉都是罪恶。
我在德累斯顿电话旁有烟蒂陪睡
以一种系统性的体制机制管理运作的官僚行政系统的例行会议，来讨论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这才是不寒而栗的地方，即系统合法且合乎程序的推行反人类的灭绝政策。为了大局（the greater good）长远规划，高效、科学、精确的程序，加上宏大叙事的煽情、口号式的意识形态宣讲和复述宣传以重申思想身份的认同，一整套下来会议逻辑得到普遍认可，恶的界限更加模糊，被逻辑支配说服，而不去选择思考和质疑这一“逻辑”的荒诞和不妥，也就只有尚存一点人道主义的会潜台词发出无论何种形式都是在屠杀的疑问，但他的声音很快就被自己和大环境所沉默。单纯就会议与会者来看，权责不清、媚上贪权、派系斗争、官僚主义、利益媾和、贪腐、推诿、一些权力移交后的历史遗留问题，魏玛掌权的没落遗老和三德子当权新贵间的唇枪舌剑的话术博弈还是很精彩的。
文学叙事电影，各种闪切、手持、广播、信件式表达。就是片长时长有点长，观看门槛拉升了。台词写得太好了！
没有半点血腥
当他的尸体在湖中试图学会游泳时，声音已经被烈火掩盖。
整体效果不像是这个年代的产物。大篇幅的手持摇晃镜头，奇怪的拍摄角度和镜头运动轨迹，嘈杂的声音，似乎打破了现有视听语言的规则秩序，新颖创新又充满年代感，我还无法理解。大概是讲1931年战争对于德国人，德国年轻人的影响，以法比安作为集中表现点呈现出来。
轴心说“轴心”是轴心
我要加一星表扬自己现在还能看下去这样的片子哈哈哈
1931年，纳粹横行之前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最后的柏林，社会陷入贫穷失序，整个世界疯了。画家在妓院工作，博士沦落街头食不果腹，女人委身富豪进入电影行业，年轻男人成为男妓……法比安正直善良，失去最好的朋友，爱人不在身边，对一切无能为力，试图救人却溺死。前三分之一很惊艳，后面部分拖沓了。
TomSchilling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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