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立意当然是深刻的，美中不足是角色太模式化，基本都是单向度的。
看了这部片子觉得印度是有希望的，更加尊敬印度。
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今年确实没什么好电影
印度电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感，尤其是这种现实题材。其实人们并不讨厌主旋律，但创作者本身要清楚，自己的主旋律是什么，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不用说什么印度电影也超越我们了，宝莱坞一直都是世界顶级的，我们从来也没赶上过人家一点皮毛。
唯一槽点是男主的“霸总”出场，他越过栅栏的一刹那，恍惚感觉下一秒会有个妹子出现
普法啊！“为了民主，我们必须是极权主义者”，印度很布尔什维克啊。
有时候，我特别好奇，难道做一个坏人特别幸福特别开心？为什么要做一个坏人？晚上睡得着？吃饭很香？会有很多人爱你帮你？不理解。
除开现实意义外，电影本身也是相当成熟完整，各方面都做得非常棒，160分钟叙事无断层，金句很多。
立意当然是深刻的，美中不足是角色太模式化，基本都是单向度的。
一部正能量满满的宣扬正义的南印电影，令人震惊的竟然是真实事件改编。带有梦幻色彩的结局给这个不幸的事件一个圆满的答案。感叹印度种姓制度的痼疾之毒的同时，对于印度法院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得公正不阿，让人不禁唏嘘称赞，虽显得有些魔幻，但希望真实的印度法院系统能真的如此中立公正。
印度电影总有新惊喜
至少在电影方面我们没有资格嘲讽印度。如果还有人说：他们能拍又怎么样，拍了还是一样的情况。那我只能觉得可悲，因为不能拍的人在嘲笑可以拍的人。
相比韩式类型片还强调对于人物心理变化的生动描摹，印度类型片的底牌就是情感冲击的力道，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便从情节完善度和叙事完整度上本片问题都不少，但题材的选择和情绪的呈现还是保证了影片的可看性和内在价值。低种姓演员的大量出演除了进步意义之外其实际呈现的效果也增添了不少可信和鲜活，虽然法庭戏还有不少硬伤以及更多可以雕琢的空间，但毕竟展现出了低民主国家里法庭决胜的燃度和可能。
我想多数人的高分不是打给电影本身，而是羡慕他国的电影不必戴着镣铐舞蹈。
这样一部反映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引发共鸣。种姓制度下的印度社会，在简陋的警察局里被严刑拷打，甚至因此死去生命，他们三人也未曾奋力反抗，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他们未曾偷盗的事实。
感觉是八十年代那种叙事风格，正派反派的理想主义。
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也必须在有“强权”帮助的情况下，才能强强对抗，不过自身的坚定也是影响结局的关键，片中女性几次的决绝让人热血沸腾，不畏强权，只要真相。律师竟是历史真人，伟大！你这么做是为了达成什么成就吗？不是，只是为了心中的正义。年末2021片子里，类型，时代，地区，完全不同，我却看到了同样的东西，果真心有如来。
非常好看且有社会意义。有些桥段过于喜剧化，比如坏蛋警察一次次犯蠢送分，让片子少了一些真实感，也会让人悲观：是不是只有坏蛋没长脑子时，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类型化做的挺好的，虽然废戏很多，但节奏还算紧凑，通篇叙事都很流畅。但这也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为了节奏，很多都太直给了。比如：拍弱者一定是非常夸张的俯拍，拍施暴警察一定是超低角度的仰拍。再比如律师思考的时候，喜欢拍网球，还自言自语（跟廖凡一样）。这些过于“油腻的类型化”的拍摄与叙事技巧往往降低了影片的现实质感与可信度。
种姓制度不完全废，没啥希望。给低种姓的人学习的机会，都考上大学，他们自然不结婚不生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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